在明代文人圈、“驢友”圈里，有一位大神級的人物，被時人稱作“游仙”。這一奇人就是人文地理學鼻祖王士性。他不是羽化登仙的方士，卻以踏遍山河的腳步、妙筆生花的文采，以及超然物外的精神，活成了眾人眼中“從山水里走出來的仙人”。這位出身臨海的政治家、旅行家、文學家，究竟憑什么擔得起“游仙”二字？

　　要成為“仙”，首重靈氣逼人的藝術成就，王士性的筆端，恰有這般仙韻。他一生著述等身，《五岳游草》《廣游志》《廣志繹》等作品流傳后世，筆下的山川不是簡單的風景記錄，而是融情于景的審美、寓理于境的哲思、以學資政的志向。他寫天臺山“萬樹夭桃隔彩霞，仿佛仙娥落空碧”，寥寥數筆便勾勒出仙境般的空靈；記華山險峰“騎鯨去不返，海闊天宇高”，盡顯山河壯闊與人生曠達。時人評價他的詩文“飄逸如仙”，如“雪映峨眉，月坐冰壺”，又如“霄霞在握，蒼翠交流”，讀來如入仙境，甚至“神游八極”，既有李白的豪放飄逸，又有徐霞客的紀實之真，文字間的靈氣與才情，堪稱“仙才”。

　　叛逆不羈、追求自由的人格，是王士性“仙氣”的又一注腳。他深受族叔王宗沐(明代海運名臣)的教育和支持，卻不戀官場浮華。萬歷年間中進士后，歷任確山知縣、禮科給事中、鴻臚寺卿等職，為官期間政績卓著，被評為“中州良吏第一”。同時，又剛正不阿，“抗論國是，天子為之斂容以聽”，因敢言直諫得罪權貴也毫不畏懼。后來厭倦官場傾軋，毅然“請告歸”，把仕途拋在腦后，計劃在臨海白鷗莊隱居，轉身投入山水的懷抱。他曾說“婚嫁既畢，五岳必游”，又執著地主張無需等待、不受約束、超越功利的旅游，“遇佳山川則游”是他的行旅宣言，不等俗事了卻便踏上游路，真正做到了“無時不游，不地不游，無官不游”。這種不被世俗束縛、隨心而行的灑脫，正是“仙者”的真性情。

　　王士性的精神世界，早已與道家哲學、自然山水融為一體。他是浙江臨海人，自豪地坐擁天臺、雁蕩、括蒼三大“家山”，家鄉的赤城霞、東湖月、巾山雨、桃源境，自幼便在他心中種下了親近自然的種子。唐詩之路的輝煌以及明代“臺蕩之旅”的盛行，也促使其立下把山河裝進行囊的志向。成年后遍歷五岳，從泰山的雄奇到華山的險峻，從衡山的秀美到恒山的蒼勁，每到一處都不是走馬觀花，而是“搜奇履險”“探其闐邃”，在山水間體悟道家“天人合一”的真諦。他提出“天游”“神游”“人游”之說，認為最高境界的游歷是“形神俱化”，自己則以“人游”之身，追慕“天游”之境。晚年歸隱后，他“屏外緣，完內照”，潛心禪理與道學，精神上的超然物外，讓他更添幾分“仙風道骨”。

　　飲酒、修道的生活細節，為他的“游仙”形象添了幾分神秘色彩。王士性愛酒，常與友人“方舟豪飲”“斗酒自淋漓”，在醉意朦朧中揮毫作詩，頗有李白“斗酒詩百篇”的遺風。他還熱衷修道，與當時的文人屠隆等常談禪論道，探討“真性常存”“空無所待”的哲理，甚至被神學家稱為“總持”。民間更有他“前身為僧”的傳說，稱其前世是眉山老僧，因未了塵緣托生王家，死后更是“棺輕一葉”，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傳聞，讓他的人生更具傳奇感。

　　而主流文化圈的認可與推崇，最終將王士性的“游仙”聲譽定格。晚明文壇領袖王世貞贊他是“神君”，胡應麟比之為“神仙”，湯顯祖和鄒元標都稱他“仙人”，何白尊他為“神人”，就連清代學者齊召南也寫詩感嘆“德業文章已炳然，宦游五岳又成仙”。這些當時頂流文人雅士的追捧，加上他踏遍五岳的壯舉、流傳后世的佳作，讓“游仙”之名越傳越廣，成為跨越時代的文化符號。

　　王士性的“仙”，不是虛無縹緲的神話，而是文人精神的極致體現——以才情為羽翼，以自由為風骨，以山水為歸宿。他用一生證明，不必餐風飲露、羽化登仙，只要心有丘壑、筆有煙霞，便能在塵世中活出“仙”的境界。如今讀他的《五岳游草》，仍能感受到那股踏遍山河的豪情與超然物外的曠達，這就是“游仙”王士性留給后世最珍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