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至19日，中國地方志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論壇“行走山河：王士性的人文之旅”分論壇在我市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齊聚于此，圍繞王士性的生平思想、學術貢獻、著作價值、歷史地位、當代啟示以及其與臨海、與浙江、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層聯系等議題，展開深入交流，碰撞思想火花。主辦方此前發起征文活動，得到社會各界熱烈響應，現摘取部分論文要點，以饗讀者。
王士性與人文地理學
在《王士性“游仙”稱號的歷史建構與文化隱喻——兼論晚明士人精神的多維轉向》作者林大岳看來，王士性作為明代人文地理學的先驅，其“游仙”稱號的生成，是晚明文化危機的癥候性呈現。通過政治人格的仙化、文學造境的玄化、民間敘事的圣化，士人群體在儒學潰敗期重構精神支柱。這種重構既是逃避，更是創造——在“天崩地解”的末世，“游仙”成為連接士人理想與現實的文化臍帶。重審這一過程，不僅可揭示晚明精神史的復雜肌理，更能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韌性提供新視角。
《王士性論杭州城市特點的歷史考察》作者王一勝說，杭州自隋唐以來成為東南地區的經濟、文化、宗教中心，西湖又是聞名中外的游覽勝地，城市特征非常明顯。王士性在《廣志繹》中對杭州城市特點多有論述，這些論述至今對杭州的發展仍有參考意義，主要有三點：一、西湖對杭州城市的作用首先不在于其是游覽勝地，而是杭州城市的飲用水來源，杭州平原農田灌溉水源，因此西湖是杭州城市的命脈；二、杭州成為東南地區經濟中心，運河與錢塘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在杭州早期城市發展中形成南北兩個城市就可以看出來；三、杭州還是佛教勝地，由此形成的西湖香市不僅推動文化旅游業的發展，也是杭州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王士性所記海禁對浙東的影響》作者周運中指出，王士性在《廣志繹》中深刻揭示了明代“倭寇”問題的本質。所謂倭亂實非外患，根源在于明朝內部政策失當與沿海社會的結構性矛盾。市舶司的裁撤導致官方貿易體系崩潰，走私猖獗，而權貴階層與奸商勾結盤剝外商，迫使海外貿易者淪為寇盜。更關鍵的是，所謂“倭寇”中絕大多數實為華人，尤其是閩、浙沿海民眾因生計所迫或利益驅動，假借倭名進行海上活動。王士性強調這一危機是明朝海禁政策、官商腐敗與地方勢力角逐共同釀成的結果，由此可見王士性對歷史人文分析的客觀和深度。
《王士性地理思想觀照下的南京長江文化傳承研究——基于〈廣志繹〉〈五岳游草〉歷史文本與文化遺產保護當代實踐》作者考薇說，南京作為長江下游唯一的跨江古都，其長江文化遺產的豐富性與獨特性為驗證與深化王士性地理思想提供了理想場域，通過《廣志繹》等歷史文本與南京文化遺產保護當代實踐的互證，不僅重構了南京長江文化的歷史邏輯，更凸顯了“水性哲學”在區域文化傳承中的核心地位。王士性地理思想不僅為南京長江文化傳承提供了理論視角與方法論指導，更為長江文化公園建設指明了以文化為核心、以理論為支撐、以實踐為路徑的發展方向，其研究價值與實踐意義將在長江文化保護與傳承的持續深化中得到進一步驗證與升華。
潘桂倩、傅健、龔則銘合作的《淺析王士性對明代金華人文地理的認識》中指出，王士性留給后世的文獻記載中包含大量金華地區歷史地理及社會經濟信息。例如，他對金華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物產均有所關注，《廣志繹》中記載了金華地區“金之酒”的特產與“性儉嗇，鮮富商大賈”，較為落后的經濟發展狀況，“田土半不足供”的現實困境，以及民眾“多壯游在外”“入都焉胥辦”“材官”“興販為商賈”的職業選擇。對金華地區的地域性格，他也做出了“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頗負豪氣”的總結。同時，他也不忘關注宗教、民間信仰問題，如對求真洞的道教景觀和赤松宮黃大仙傳說的探究。而在對倭患成因的分析時，也是秉持著從實際出發、躬身求實的精神，不同于把倭患簡單歸咎“倭夷兇悍”的官方論調，他看到了海禁政策的弊端，正視民間貿易的合理性。他的這些認知與體會，是研究明代金華的社會生產、經濟發展和人文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對地方的修史修志工作有重要作用。
王士性與方志文化
《人文地理學視域下的當代方志編纂范式研究——基于對王士性〈廣志繹〉的分析》作者游桃琴以王士性的《廣志繹》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其對傳統方志編纂范式的革新意義及其當代啟示。游桃琴認為，傳統方志因路徑依賴多流于靜態記述與政績工程，而王士性通過“行走式方志”實踐，構建“地理—經濟—文化”三維互構理論框架，突破“述而不作”傳統：理論創新——提出地理環境塑造經濟選擇(如浙江澤國、山谷、濱海三區劃分)、解構“重農抑商”價值觀(論證消費拉動經濟)，并揭示文化性格的歷史地理生成邏輯；方法論革新——以實證考察(如測量滇中晝長)、區域比較(如河南與山西社會反差)及戰略前瞻(預警海防脆弱性)超越方志官方視角局限；實踐價值——批判政策“一刀切”(賦稅不公)、倡導邊疆治理“在地化”(云南礦業分潤制)、警示生態開發風險，為方志“資政”功能注入現實關懷。王士性范式通過動態人地關系書寫、多維分析視角與經世致用導向，為當代方志轉型提供了文化認同構建與地域治理參考的新路徑。
徐媛蘋、張芷馨合作了《方志視閾下王士性文獻的價值維度與學術意義》，在其研究中通過對歷代方志中王士性文獻的系統梳理，得出以下認識：首先，方志作為特殊的文獻載體，為保存王士性的學術成果提供了重要平臺，其收錄的詩文、論說、游記等材料，既彌補了別集流傳的不足，也展現了其思想傳播的地域廣度；其次，王士性的多學科成就通過方志的傳播，對后世的地理學、文學、民俗學、政治學等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其“經世致用”的學術精神成為連接傳統與現代的思想橋梁；最后，方志中王士性的文獻遺存，為重構明代學術史提供了新的視角，打破了“以經學為中心”的傳統敘事，展現了實學思潮的豐富內涵。從更宏觀的視角看，王士性在方志中的形象，既是其個人學術成就的體現，也是明代地域文化繁榮的縮影。其地理考察覆蓋全國多數地區，文學創作涉及各地景觀，民俗研究包含多民族習俗，治政實踐遍布不同層級，這種“百科全書”式的學術視野，通過方志的記載得以完整呈現。在今天看來，這些文獻不僅具有歷史研究價值，更能為當代的區域發展、文化保護、民族交流等提供有益的借鑒。
《人地關系·區域實踐·價值轉化：王士性學術思想與新方志學發展的三重對話》作者朱啟英認為，現代新方志學的發展，需要不斷挖掘歷史的智慧，守護文明根脈，為文化自信自強注入源頭活水，真正踐行“以史鑒今、啟迪未來”的時代使命。王士性將地理、歷史、民俗等多維視角融入地域研究，為新方志打破單一學科局限提供范本。探索其方法，可提升新方志對當代經濟、生態、文化等復雜議題的解析能力，增強志書的綜合服務功能。王士性游記文獻注重文化景觀的時空演變，啟示新方志需系統性記錄文化遺產的存續狀態，并挖掘其當代轉化路徑。王士性關注人地關系互動，契合新方志“詳今略古”原則，其思想可推動方志聚焦“生態文明”“科技強國”等國家戰略，通過實證性資料(如環境變遷數據、產業轉型案例)為政策制定提供歷史參照。王士性人文地理學方法論可創新方志編纂范式。
王士性游道思想與文旅融合
《文旅融合驅動下王士性文化資源的深度挖掘與活化路徑》作者李躍軍、姜琴君一致認為，在文旅融合成為文化傳承與旅游發展核心戰略的背景下，歷史名人文化資源作為地域文旅競爭力的重要載體，其深度挖掘與活化利用具有重要意義。王士性是明代著名地理學家、旅行家，其文化資源構成體系擁有豐富的物質遺存與非物質形態，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與旅游價值。然而，在當前挖掘利用中存在的品牌影響力有限、資源整合不足、體驗形式單一等問題。因此，在文旅融合大背景下，應加強頂層設計與制度保障、系統梳理與價值重估、內涵闡釋與故事活化、載體創新與產品轉化、空間整合與場景營造、科技賦能與智慧呈現、品牌塑造與傳播營銷、人才培養與區域合作，才能更好地促進王士性文化資源的深度挖掘與活化。
《王士性的臨海情韻：詩意、思想與山水的交響》作者許偉向將王士性置于家鄉的地理環境下進行考察，試圖從其游歷的家鄉每一個點去推測其背后所流露的情韻，并從這些交織的情感中總結概括出其人文地理思想，揭示其游仙文化內核。在他看來，作為中國地理學上“雙子星”之一的王士性，以一種超脫塵世的姿態，在世間的萬象中探尋著自我與世界的本真，不為世俗所拘，不為外物所累，盡顯其真性情。王士性與臨海的故事更是其中壯麗的一篇。
《以王士性學術思想的當代轉化——兼論臺州文化線路構建與創新措施》作者李妍嘉、王子昕提到，王士性在《廣志繹》中構建起“山谷、澤國、海濱”三大文化地理區劃體系。他的“人地互動”辯證觀與“三游”旅游理論，不僅開創了中國人文地理研究的先河，更為解決當代文旅發展中的難題提供了本土化的理論方案。其思想體系中蘊含的空間敘事智慧，為解讀臺州地域文化基因、構建沉浸式文旅體驗場景，提供了跨越時空的學術支撐與實踐指導。以王士性思想為核心進行有效的當代轉化，是臺州打破當前文旅發展瓶頸、打造獨特文化標志的可行辦法。打造“王士性‘三區’尋蹤”文化線路，能把臺州零散的遺產點串成一條耀眼的文化線路，形成“山和海的對話，詩與遠方的交響”這樣具有深度且有系統性的旅游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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