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墻上，就掛著兩幅書法。一幅是族親治洲伯題贈的“寄閑齋”，這是我為自己想的第一個齋號，大約取自十年前，坐那兒寫成的文章，有時會在末尾加上“某年某月，于寄閑齋燈下”。另一幅，單書一個“緣”字，落款中有我的姓名，且附了“小友”這一尾綴，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人喚作“小友”。如此稱呼我的人，就是春暉先生，那一年，先生70歲，我23歲。

　　而我在更小一點的年紀，就已經知道春暉先生，臨海的街面上，有不少他所題的招牌字。那時候，我還只是書法的門外漢，但先生的字，往往俊秀，逸氣撲面而來，好認、好看，耐看，實在令人不能忘記而樂意琢磨！先生落款，通常就寫“春暉”二字，因而圈外人大多不知他本姓為何。想起我與先生初見，身邊的朋友們爭相喊著“項老師”，我還在好奇誰是“項老師”，人緣竟這樣好！待他鋪紙揮毫——春、暉，哦！項春暉老師！“原來您就是春暉——哦不，項老師！”恰好也在現場的、我的作家同事盧俊先生，順勢就把我推介了出去，實際上就是幫我向項老師索一幅墨寶。鶴發童顏的項老師親切應允，并主動問我要寫些什么。當時，我正擔任單位旅游節目的編導，為了紀念這場旅途中的相逢，遂以孟浩然的詩句“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作答。項老師從口袋中掏出證件卡，用其裁得一張四尺斗方，而后欣然命筆。那是在桃渚石柱峰下的民宿里，時值乙未初秋。

　　就這樣和項老師相識了！我到現在都一直這樣稱他，他是有許多技藝和思想上的見識值得吾儕學習的。當然，要向新朋友們介紹他時，我會用“項先生”，臨海方言里的先生不唯獨指性別，也每每表示敬重，或還有點普通話中“某某老”的意思。

　　項老師也有要用到“先生”來稱的人，比如“萬先生”，即《臺學源流述要》的著者萬德懿。萬先生原系安吉孝豐人，中年后客居臨海，在今三臺坊26號的小院里安了家，直至終老。他頗有學養，主業律師之外又富收藏，是臨海歷史上最早公開教授書法課的老師之一，項老師與他的緣分便在此。在項老師的回憶里，萬先生風度極好，個子高，著裝講究，常穿一件黃色風衣、戴一頂禮帽。這是項老師十六七歲時的記憶，不再多了。誠然，項老師科班學習書法，是比較早的。

　　凡熟稔于某項技藝的人，都會有鮮明的“行業”模樣，項老師寫書法時的狀態，就很符合我們對“書家”的想象與認知。清瘦的他早就有一頭晶亮的銀發，現在連“壽眉”也漸漸白出來。慣常的四尺對開宣拿紙鎮一壓，項老師站定提筆、微微俯身——他腰板與腳步尚穩實，除寫小字，大概都不用坐著。連寫一兩小時的春聯，亦如此。

　　看戲去，唱的人熱情，聽的人激動；看寫字，揮筆者恣意，圍觀者暢快！寫字時，總要有點迅疾的跌宕，才具吸引力！“拗柴”“折枝”，太造作了。且看項老師，濃墨飽蘸，馳之、涌之，便到墨涸，枯藤如索，猶墜千斤！頓挫間，還仿佛有酒勁傾灑，怎不引人拍手叫好？什么樣規格的紙、什么樣的紙性、什么樣的筆墨、什么樣的內容……這些都不要緊，項老師作品的布局，往往隨形而佳，抱柱長聯也不會揀字湊成，卻原來，他并不是專職的“書家”，是了，“書家”哪有專職的？項老師有很扎實的美術功底，得過名畫家的教授，年輕時又經營過包裝印刷廠，紙面上美的名堂，他太清楚了。

　　我頗不能忘記項老師寫的幾幅行草，筆墨淋漓而豪逸。他初學顏楷、曹隸，后來研習“二王”，坐在冷板凳上下足了苦功。若只用一個詞來形容項老師的書作，很難，我到底也還是“晚學外行”，但想起他那“老臨海”的儒雅，想起他仍舊中氣十足的談吐，于是，便有了“雄秀”。雄秀，也是臨海城顯著的氣質。

　　搞文藝的人，對待生活怎么樣，作品也就是怎么樣，差不離。項老師每日過得細膩而灑脫，經歷的人和事，看得真，也看得淡，筆墨燥不起來。

　　哦對，項老師還懂格律，會寫近體詩，因此他的書作并不只是抄錄別人的詩文。當然，項老師一直講自己“并非詩人”，大約古早的、嚴苛的程式與他興來拈筆、旨在天趣的創作觀不甚相配，但他的“詩興”總在生長，娛己娛人者不少。

　　有次，我們一道去括蒼黃石坦采風歸來，路過水庫征遷后的里程村，項老師生了一點感懷，寫下一首七絕：初夏枇杷恰半黃，游人絡繹滿籃裝。為尋莊主不知處，道是移民去遠方。村子里有沒有他的故舊，我沒有問，但以他極好的人緣，在小城隨處碰到一位熟人，并不會使我們感到驚訝。還有一回，我們到尤溪龍門看恐龍園，項老師信意吟來：“仿佛倒回千萬年，吼聲零亂鬧山前。最憐詩友童心在，攀上龍身當馬鞭�！蔽覀冸S他打趣完那位玩耍的女詩友，轉頭也不禁“對號入座”，認為項老師就是在寫自己——他才是一行中最有童心的。

　　光陰荏苒，富有童心的項老師今年已邁80虛歲了，開始經常對我這90后戲稱自己是80后。在那些時候，我感覺項老師確鑿的年輕著，甚至認為那樣一位晚睡晚起的“老頑童”擁有比我輩更開張的活力與激情，但項老師，是服老的，他只是不怕老，他和我們聚餐，多要喝酒，那白酒小盅，一口一口“偷偷”喝著、加著，不讓我們察覺、不讓我們阻攔，任那一二兩“釣詩湯”啜落肚，再把三五分醉意分與滿座。

　　項老師在人前總是夸我、抬愛于我，言辭溢美，常常令我羞愧難當，惟一句，我愿長久受著而自得，如是道：“我是可以同楊凱喝酒的人！”充滿俠義的愛護，消弭了近半個世紀所差的身份與閱歷的隔閡。

　　我真是和項老師一起喝過許多場酒，最遠的，到了祖國北部邊陲烏蘭察布，那是我大學同窗摯友樊瑞的家鄉。他新婚之時，我撰了一首藏頭詩請項老師大筆書就，寄奉遙祝，誰曾想，我們三人間的緣分會遠不止此。卻原來，項老師伉儷好遠游避暑，又恰在烏蘭察布置有一處別業，還偏巧與樊瑞的家一街比鄰！這相距千里的緣分怎不教人感嘆？

　　所以，癸卯盛夏，我和項老師相繼踏上塞北邊城。他見證了我與樊瑞畢業時訂下的“十年之約”，樊瑞亦和項老師成了忘年之好。那一日，在項老師的內蒙古家中，我與樊瑞共同經歷的星沙雪、草原風，都在他筆下化作“南北情”深深凝聚。那一日，我和我的“忘年交”“海涯交”相伴左右，時空皆不能阻隔情誼生發——我，實在是很幸運而幸福的！

　　不知道許多年前，項老師面對諸如周滄米、劉乙秀等長者，心里都在想些什么。經師易得，人師難求，他應該也是睜大炯炯的雙眼，打開赤誠的心扉，也或許，他只是靜靜地聽，像此刻的我一樣，默默感知他不曾體會的一切得失與悲欣，與一些或早或晚要來的人生境遇提前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