訟事年代：南宋

　　訟事雙方：昌國寺(位于尤溪鎮北三里許)與報恩光孝寺(位于臺州府城巾山下)。

　　據《佛窟巖涂田記》(臨海博物館收藏有此碑拓文)載，昌國寺是個小寺廟，糧藏不富。這個寺院的施主左譽(曾任湖州通判，尤溪鎮人)生前給寺里出謀：“院北廿里有堰，曰‘高湖’，岸之涂泥可田也�！苯B興庚申(1140)三月，僧人宗辯來住持昌國寺，他向當時執掌臨海政事的縣丞(相當于今副縣長)程姓官員請示在高湖圍涂造田，說明田造好后，愿意向官府上交租賦，收了糧食還可供給往來本寺院的人。程副縣長“以為無傷于民，而利于公”，于是就同意了。

　　經兩年苦戰而工程完工。圍涂造田的范圍為：“東西盡眾田，南伍師山，北及下渡�！碑斣诮窠�南街道下浦村地面�！跋露伞蹦习洞蟾攀窃邳S巖橋附近；“師山”可能是今火車南站邊上的小山“嶼山”�！皫Z”臺州話里與“柿”讀音相同。碑記作者謝伋是河南上蔡人，初來臺州，也許一時未通曉本地方言，于是用一個音近字“師”來代替，我以為這可能性比較大。只是所存碑文未見造田面積。碑文“為田”以下三個字字跡已磨滅不可辨認，這或許是記造田面積的。

　　不過，從南宋林表民編纂的《赤城集》卷六的兩篇增學田碑記中可以得知。一是《赤城志》作者陳耆卿在端平二年(1235)七月寫的《增學田記》里面說到，知州(相當于今市長)邢近來到光孝寺，把該寺長期打官司沒有了結的千畝涂田，劃出一半給州學堂，以供學需。二是董亨復在淳祐二年(1242)四月寫的《州學增高涂田記》也有記載，說的是先前臺州有個已經亡故僧人，生前圍造了高湖涂田，前知州已經把其中一半判給州學，報恩寺還頗有抵觸。后來州里派官員實地考查，查明涂田約522畝，大約相當于現在的市畝390畝左右。同時知州趙必愿因為博士楊防請示，把它全收歸作學田。至此，兩寺院訴訟結束。

　　然而讓人好奇的是：

　　一、昌國寺開的涂田怎樣被報恩光孝寺“爭踞”了？筆者推斷：首先，昌國寺先前有住持僧寶因曾說自己是“奉檄居此余三十年。“(《宋佛窟山轉輪藏碑》)而接任的宗辯法師原本不是昌國寺僧人，“紹興庚申季春,僧宗辯來主是剎�！�(《佛窟巖涂田記》)也許他也是“奉檄”(接受命令)而來。他的擘畫能力、感召力都相當強，堪稱高僧。那么，他來自哪里？《佛窟巖涂田記》里有幾句話也許能揭開謎底。當涂田開成后，宗辯想請人寫篇文章來記載該寺這一盛大工程。有個被尊為“崇教大師”名叫宗敏的僧人，對宗辯說，如今就職于臺州崇道觀的謝伋，以前和左譽交情很好，如果請謝伋來寫，一定不會推辭的。宗辯聽從宗敏的，于是就有了這篇記文。從這里，我們可見宗辯與宗敏很是親近，兩僧同為“宗”字輩，很有可能出于同門。那么，宗敏原居哪家佛門？再說“南宋報恩光孝寺也是一種特殊寺院……南宋前期宋高宗下令各報恩光孝寺專門為追薦宋徽宗作道場，此后外路官方的佛道法事往往在此類寺舉行。故報恩光孝寺也有相當官方色彩�！�(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汪圣鐸《黃敏枝〈宋代敕賜寺田表〉補正辨析》)如此看來，當時報恩光孝寺在臺州的地位不言自明了。宗敏諳熟官場人事，尊為“崇教大師”，在當時的臺州府城當是頗負盛名的高僧，他極有可能是報恩光孝寺僧人。假如這一推論成立，那么宗辯很有可能是由該寺派出去住持昌國寺的。如此，當宗辯圓寂后兩寺發生的持久的涂田訴訟似乎就有些合乎事理了。然而，這只是一種推測，離真相或許還有較長的距離。

　　二、訟事歷時之長久。《臺州金石錄》編者黃瑞說這場官司打了92年(“涂田開于紹興庚申，下距端平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這里，有必要校正一下時間：紹興庚申為1140年，涂田開成時間實為1142年，至淳祐二年(1242)訴訟才停止，其間應該整整有100年。

　　三、屬于臨�？h的涂田，官司怎么不在臨�？h衙打？對此，須從當時臺州行政體制來分析：陳耆卿的《赤城志》的編寫體例為先敘州(即今之地區市一級)，然后分敘各縣�！冻喑侵尽肪矶�十七寺觀門一記寺院，寫在最前面的文字：“州。寺院五。報恩光孝寺在州東南一里一百步巾子山下……”報恩光孝寺是州屬五個寺院排名第一的寺院，不屬于臨�？h管轄。如此，臨�？h級的昌國寺跟臺州州級第一的寺院打官司，只能由臺州太守來斷案了。

　　書上鄙見，意在就教于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