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世紀的繪畫大師中,有的畫比人精彩,有的人比畫精彩,而張大千堪稱人與畫都精彩。著名作家鄧賢的長篇紀實文學《五百年來一大千》,真實而細膩地勾勒出這個畫壇巨擘,讓我們得以走近一個傳奇。
于是我們看到,天才的畫魂在波折中復蘇,在一次又一次即將淪為庸才的懸崖邊上勒馬,最終抵達藝術的頂峰。鄧賢筆下的張大千,有遠超常人的天資靈動卻又沉湎官能享樂;有對藝術的孜孜以求也有心魔亂道、流連賭坊;有克己守德、錚錚鐵骨也有仿制古畫、惡名遠揚……
大千世界,善惡皆有,所幸一切都化為了大師成長的養(yǎng)料,點染出獨有的色澤。
整部作品極富情節(jié)性。張大千幾次誤入歧途,都能幡然醒悟,而每一次醒悟,都伴隨著醍醐灌頂般的心智飛躍。桀驁不馴的頭顱總能在最關鍵的時刻聽取最正確的引導。這些引導或是來自友人,但更多的卻是來自身邊的親人。
比他年長17歲的二哥善子,無論在藝術上還是生活上,都是張大千的導師。作品里的張善子幾乎是完人:他早年東渡日本,秘密參加同盟會,政績斐然。發(fā)現政府腐敗后憤然歸隱,創(chuàng)大風堂,廣收弟子,教授國畫。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奔波于世界各地,舉辦愛國畫展和演講,為中國抗戰(zhàn)籌集了一筆筆不菲的款項,最終累倒在趕往重慶的途中。
張大千曾嗜賭如命,不僅賭輸了祖?zhèn)鞯摹恫芏鸨罚被天津黑惡勢力追殺,這些都由善子為他擺平。兄弟之間有過無數次談心,兄長的肺腑之言一次次使迷途的心靈重歸正道,兄長的援手一次次為他化解滅頂之災。除了二哥之外,三哥、四哥也都深明大義,張氏一族如一株參天大樹,是畫家邁向成功的堅實后盾。
有關張大千的藝術生涯,一直以來有“由邪入正”之說。他曾經跟著三老爺李庵清,以販賣假畫為業(yè)。大千擅仿“明末四僧”中的石濤,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甚至騙過了黃賓虹和陳半丁。這兩人不僅是國畫大師,更是眼光狠辣的收藏界泰斗,有“南黃北陳”之說。張大千初生牛犢,主動下套子,結果兩人雙雙入彀。齊白石給他吃閉門羹,徐悲鴻也對其避而不見,張大千之惡名,可見一斑。
不過,仿古畫雖是邪道,卻給畫家打下了堅實的基本功。本質上講,張大千是在“師古人”,他仿的是大師遒勁的筆力和恰到好處的布局,更是在精氣神上跨越時間與空間,與古老的靈魂對話。
仿畫雖有所得,但同時又為古人所鉗制——張大千發(fā)現自己斷送了創(chuàng)作的靈感,落筆即是“明末四僧”,再難打破窠臼。他陷入了真正意義上的藝術泥淖,如何破而后立,能幫到他的,只有他自己。
張大千畢竟是少有的天才。精力旺盛是天才的生理特征,而破舊立新是他的精神特質。他整日整夜不知疲倦地創(chuàng)作,在靜坐苦思中悟道,逐漸開始轉變畫風。待他舉家搬遷至蘇州網師園后,江南水鄉(xiāng)便化作噴薄的靈感。“小荷才露尖尖角,誰道百花不如我?”彼時的大千逐漸展露鋒芒,這一時期他創(chuàng)作了大量珍品,突然轉變的畫風略欠老到但渾然天成,技法雖單薄卻意氣風發(fā),配上意趣非凡、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天才的鋒芒如《迎風菡萏寫意圖》中的小荷一般,看得“老仇人”黃賓虹都嘖嘖稱贊。
凡才華出眾者,眼界自高內心自傲,大千年紀輕輕已有一家之相,卻善與人交而取人之所長。他與攝影大師郎靜山交好,從攝影藝術中借鑒創(chuàng)作手法,汲取靈感并積累創(chuàng)作素材,背著照相機出外寫生,當時的畫壇都以此為奇。張大千的努力和謙虛也改變了自己的惡名,他與黃賓虹、吳湖帆冰釋前嫌;廬山之行機緣巧合,結識齊白石、徐悲鴻。與諸位大師的交往使張大千如沐春風,一個畫匠遂褪去功利的皮囊,用蕩滌澄澈的心靈去追尋藝術的真諦。而心靈的純度,往往決定著一個畫家能走多遠。
讀了萬卷書,畫了萬卷畫,交了萬千人,還需要行萬里路。于是,在抗戰(zhàn)如火如荼的時候,畫家選擇了避世,裹挾舉國流言蜚語深入內地。青城悟道,敦煌面壁,八年抗戰(zhàn),幾乎所有的畫家都在原地踏步,以字畫糊口謀生,更有人早已棄藝另投,唯其一人實現了飛升,從此一枝獨秀。
于晚成的國畫而言,未過半百的張大千還很年輕。青城的日子里,他終日隱于上清宮,道家的意趣伴隨著青城一百零八景在畫卷上蕩漾。離土地近了,離心魔便遠了。敦煌面壁的3年,肆虐的風沙沒能阻斷飛天仙女的熠熠光輝。此時,道與佛,加之張大千出生的蜀中儒門,三教以一種圓融的姿態(tài)合一。
于是人們訝異地看到,46歲的張大千的藝術修養(yǎng)已經超越了技法的層面,上升到一個“窮上下五千年”和“破舊立新”的精神境界,他在將傳統技巧發(fā)揮到巔峰時,在色彩上另謀出路,打破宋以來越走越窄的文人畫格局。
敦煌之行讓張大千見識到了氣質如仙的彩繪壁畫,這等于給他補上了一節(jié)色彩課。張大千請教藏僧,從頭學習著色技法,上溯隋唐,下追當代,修復了傳統國畫只有“畫譜”沒有“色經”的缺陷。當復歸的張大千回到青城,作《喜浪搖荷圖》時,嘴角終于露出微笑——大道成矣。
“大千時代”以一種橫空出世的姿態(tài)展露在世人眼前,畫家精力充沛如日方中,畫風雄健神采飛揚,色彩多變筆參造化,其畫展更是好評如潮。有人認為他的全新畫風帶給中國繪畫界的沖擊不亞于“美國飛機在日本投下的大炸彈”。
有時候,我們不得不感嘆,天才雖然需要熬煉,卻也是脆弱的,他們的內心遠比普通人敏感,更易受到各種誘惑。屢屢而來的魔障如烈火焚燒,畫家忙于應付屢受困頓;人世間多少紛擾,畫家涕淚縱橫無可挽回,所幸他最終堅持了下來。真正成大器的天才更需要時運支撐,試想其少年時代落入匪窩難以走脫,青年時代沉湎聲色荒廢畫技,中年時代的桂林號事件觸目驚心,敦煌時期遇上匪徒戰(zhàn)戰(zhàn)兢兢……所幸這一切的背后,都有貴人相助。確實,張大千的傳奇并非是一個人能寫就的。撥開靈氣的面紗,我們看到的更是一個普通人,這就是成大器者的魅力。
佛說,集三千小世界成就一個中千世界,集三千中千世界成一大千世界。大千,這個“百日出家”而得的佛號伴隨著張正權一生,也見證了他的一生。